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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院最初宣布某些驱逐行为是非法的：

法院正在忽视或曲解联合国裁决的法律效力……如果能够采取行动，我将非常欢迎……作为利益相关方/不可或缺的一方进行正式干预，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撤销裁决或暂停裁决的执行以及未决和即将审理的案件的进展。

《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和第 13 条，这两条规定了公正审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

高级代表在面临被追究违反国际法或国内法责任的可能性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韧性。在贝里奇等人诉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案中，高级代表认为，他的行为不能归咎于任何国家，也不需要任何国家承担责任；而在安东尼·萨尔基斯诉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和高级代表办公室案中，高级代表的论点则截然相反：他是一个国家机构，他的行为应归咎于这些国家，而不归咎于他个人。这两起案件中，论点唯一一致的特点都是逃避对涉嫌侵犯申请人权利的行为的责任。前者的理由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已接受对高级代表行为的责任，因为该机构的权力超出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设想；而后者的责任则是基于高级代表个人身份而追究的。

侵犯政党的民主权利

在与当前危机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由民主选举的代表代 尼日利亚资源 表的权利被宣布为一项权利。[7]根据国际法，这项所谓的新权利从未被认为适用于当前的冲突；高级代表经常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描述为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事务。他免除了数百名官员的职务，不让他们有任何上诉权，包括1999 年塞族共和国总统之一尼古拉·波普拉森先生。

为了证明其继续存在和行使特殊权力的合理性，高级代表一再例行公事地将该国局势描述为基本上无望的，需要不断的外部干预。在最近提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份报告中，高级代表说：

在使该国成为“一个和平、可行的国家，不可逆转地走上欧洲一体化道路”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该国尚未完全实现自主性，其作用和能力受到一些政治领导人的质疑。因此，在实现欧洲-大西洋一体化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这使得该国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联邦的财政状况特别糟糕。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改革。

通过这一策略，高级代表有效地阻止了该国参与欧洲和更广泛的国际一体化进程。而这恰恰是整个事件的主要荒谬之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据称是一个主权国家，其主要机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但一个人却被赋予权力来决定该国在目标、条件、任务和计划方面的“进步”，而这些目标、条件、任务和计划都是由他自己首先设定的！这种促进居民福祉和合法代表进步发展的能力让人想起受托人统治非自治领土的权力，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据称并非如此。正如卡普兰总结的那样：“托管和主权是相互排斥的概念。